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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建设思想十分完整系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就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的精髓要义。

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随后，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提出。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到达了终点，从此之后， 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 这一论调反映了资本主义思想家的狂妄和短视。25年后的2014年底，福山在接受《时尚先生esquire》特约作者加藤嘉一的专访时说，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挑战，“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各种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其实，中国早就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早于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2018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自从‘历史终结论’提出以来，福山的预测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西方一些学者把欧美国家政治制度普世化，认为人类在政治制度上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凡是与西方政治制度不一致的，要么是落后的制度，要么是异端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反对这种单线式政治历史观，从不认为各个国家的发展都遵循一种政治制度模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一论断是科学的。

首先，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存在于书本中的幻象，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美国里程碑法律基金会主席马克·莱文在2008年出版的、连续38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自由与专制》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政府，“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共和制，因为宪法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司法寡头政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司法寡头政治主要执行的是集权主义章程。它不是严格意义上代议共和制，因为很多法令是由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行政部门，在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情况下制定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逐渐转变成集权主义的性质”。这是资本的统治，不是大众的政治。

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自愿或者被逼搬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结果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高喊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肆无忌惮地用tank和bank劫掠发展中国家，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据俄罗斯卫星网2018年1月18日报道，埃及总统塞西在发表其上任总统四年的述职报告时表示，“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发生的事件造成巨大损失。一些国际评估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损失达到9000亿美元，这些事件还造成超过140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不仅仅是在中东和北非这几个国家。放眼全球，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带来的灾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没有离开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一定是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的。而且，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都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会一蹴而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话不仅仅是指罗马这座被誉为“永恒之城”的城市建筑是长期建设的结果，更指的是罗马的政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古罗马的王政时期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10年，共计200多年，先后经历了七任国王。公元前509年，罗马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政体。共和体制经历500年的发展，到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体制又逐渐演变成帝制。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法国思想家基佐在其1851年出版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中，追溯了欧洲代议制上千年的历史。他说：“现在所出现的东西，在过去1200多年中一直在努力地展示自己。”到了现在，西方议会制度已经演变成各个利益集团相互“拳击”的舞台，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人关心。西方议会制度带来的是：选举时漫天许诺、极尽夸张之能事，选举后无人过问、无人问津；选举时党争纷沓、相互倾轧，选举后相互杯葛、内耗严重；选举时人民形式上有权，选举后实际上无权。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首先，这一制度生长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次，这一制度生长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土壤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强大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把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在共产党人的旗帜下。再次，这一制度生长在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土壤之中。40年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大大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还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40年的改革要求我们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在西方一些国家，民主被当作廉价的装饰品来敷衍人民，民主成为富丽堂皇的摆设。一些政治家高唱着民主之歌，旋律十分高亢。2001年1月，小布什在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讲中说：“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自由民主的信念犹如汹涌大海中的岩石。现在它更像风中的种子，把自由带给每个民族。在我们的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全人类的希望。民主，我们不会独占，而会竭力让大家分享。民主，我们将铭记于心并且不断传播。”民主似乎已经成为国家的真实存在。一些西方的学者更是把理论上的民主设想当作了民主的现实。美国学者迈克尔·金斯利曾经说：“依照我们的建国文献和我们的国家神话，我们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之后则要看我们自己了。物质生活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两条途径缓解：其一，起点上的机会平等；其二，排除物质差别的公民完全平等。我们没有声称要达成所有这两个条件，但这两者正是我们的国家目标和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前进的方向。”针对这一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拉里·m.巴特尔斯教授，在其2008年出版的《不平等的民主》一书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美好的看法——但它真实吗？就美国政治中的政党而言，事实远不能让人心安。”保罗·克鲁格曼更是透彻地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始终如一地偏袒富人，“从偏袒富人的减税到惩罚背运者的破产‘改革’，几乎每项国内政策似乎都意在加快我们退向强盗资本家时代的步伐。”西方民主对人民而言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枷锁。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真实为人民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注重民主实效，从各层次各领域各方面倾听人民心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合理、更加真实、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我们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民主权力得到充分行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做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一民主制度要求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这种商量是有着制度要求的：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特定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种商量不是走形式、走过场，而是客观真实的商量，是取得最大公约数的商量，是让绝大多数人满意的商量，不会造成“少数人欢颜、大多数人向隅”的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进行的伟大创新。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所具备的旺盛生命力使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作出充满中国创造的贡献。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总结，又是这条道路进一步发展的行动指南。